辽三彩：绽放北方独特的游牧文化

瓷承华夏

辽朝，中国历史上契丹族建立的朝代。契丹人尝试从传统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后，被陶瓷器实用性强、物美且成本低廉的特点所吸引，尤其对中原定窑生产的精美瓷器爱不释手，并着手烧造。辽朝疆域内矿产资源丰富，为工匠生产陶瓷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。在辽朝众多的陶瓷品种中，辽三彩因独特的造型和工艺而闻名。

辽三彩始于唐代晚期

清代学者蓝浦在《景德镇陶录》中追述：“辽时窑场，仿唐彩釉，然色拙而形悍”。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，却指出了辽三彩是在对唐三彩改造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。

辽三彩的烧造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晚期，至辽朝达到发展高峰。辽朝对汉文化的重视催动了瓷窑的发展，以及陶瓷烧造技术的提升。辽朝能够烧制陶瓷的窑厂主要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、辽上京南山窑、北京龙泉务窑、辽阳江官屯窑等。作为辽朝低温铅釉陶器的代表，辽三彩是契丹民族在吸收唐三彩工艺的基础上，融合草原文化形成的独特陶器类型。辽三彩的诞生，与辽朝同周边各国频繁开展经济、政治及文化交流密切相关。

实用价值与独特工艺

辽三彩器具或用于建筑，或用于日常生活，或用于供奉，远超唐三彩的用途范围。因此，这也决定了辽三彩的器型和种类更加具有游牧民族特色、北方地域风格，更加具有实用性。

契丹人即使过上了定居的生活，游牧民族血统也没有丢失，他们尊重自然、向往自由。故而辽三彩装饰多为花草、虫鱼、鸟兽、云水等。辽三彩主要日用器型有注壶、盖罐、小罐、温碗、长颈壶、盏托、唾盂、香炉等，造型上“尚朴而重实”，凸显游牧民族印记。典型器如鸡冠壶（亦称皮囊壶），仿皮囊容器，保留缝合线、皮条装饰，是“马背民族”生活的艺术化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。

宋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：“契丹人牧猎，携皮囊盛乳浆，后陶工效其形”，直接道出鸡冠壶独特形制的由来。又如海棠花式长盘、方碟马镫壶和凤首瓶等，器形简洁实用，契合草原宴饮习俗。诸多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器形独具一格、特色鲜明，如辽三彩摩羯壶、辽三彩鱼形壶（见图）等器物，开创了新的艺术造型形式。而人物俑、动物俑虽然沿袭唐制，但人物面容丰硕、体态敦实，颇具契丹族特征，与唐代瓷器秀逸灵动的风格截然不同。

辽三彩釉色较为单一，常为黄、绿、白三色，这或许与当时辽境内釉料有限、对低温色釉的研究较浅、技术水平不高有关。唐三彩釉色较为丰富的原因，是釉料中着色氧化物种类丰富，烧制后能够形成蓝、绿、紫、褐、黄、白等多种色釉。

在烧制技术上，辽三彩虽然继承唐三彩工艺，但釉料颜色的丰富性，则需要对色料呈色机理有清晰的认识，辽工匠在这一点上没能突破。但辽三彩能够就地取材，融合自身物质条件、资源状况、民族风格等因素，烧制出的独特三彩器，不仅弥补了釉色单一的不足，而且独放异彩。

辽三彩的艺术内涵

传统辽三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具有鲜明的、古朴的民族文化特征。由于社会生活和地域文化的不同，契丹族在学习唐三彩的釉色艺术风格基础之上，结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，创作出更贴近生活、更具有实用性的三彩陶器——辽三彩。每件辽三彩器具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放、贴近自然、憨实敦厚性格的写照。

辽三彩迎合了时代的审美与生活的实用性。从赏析辽三彩器具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辽朝匠人在创作陶瓷器具时，兼顾了崇尚写实与抒发意境，是对自然生命深厚情感的表达。

（作者郝灵系河南省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学生，杨兴化系河南省中原古陶瓷研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、工学博士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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